杨在明律师，时刻提防房屋拆迁阶段谈判陷阱

导读：站在局外，许多不熟悉的人对我从事的工作看得很简单：不就是帮拆迁户打打官司、要要补偿吗？说来说去，还不是拆迁户为了钱？这样说，的确有几分道理，因为法律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调节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角色的利益。如果哪一天真的没有利益的矛盾，律师也许就真的没有存在价值了。但另一方面，我深深地感到，今天的中国之所以需要大量好律师，不光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许多人法律意识的落后！

君不见，有的人总是将自己看得低微渺小，“民不告官”、“穷不斗富”的想法始终在他们的脑海中萦绕。结果，他们在强势拆迁方面前形如木偶、任人摆布。

君不见，有的人不明白什么叫

合法维权

妥协还是反抗，都需要有充分的维权意识。否则，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燕都市旭日区明家庄的李女士，就因为其缺乏理性上的自我保护意识，而陷入了一场诉讼中。

2008年，乾元国际大厦的项目建设进行到拆迁阶段。

李女士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房屋，建筑面积为40.53平方米。2008年，急迫的拆迁方找到了李女士。没等李女士开口谈条件，拆迁方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一回，公司准备下大本钱进行拆迁，一切补偿都好说。

李女士原本没想到对方会这么痛快，也感到很舒心。双方很快就谈好了条件，总共补偿款为138万元。等大家面对面坐在桌前准备签字的时候，公司代表掏出的却是三份协议。

看着李女士莫名其妙的表情，公司代表笑着解释说：“您放心。这三份协议，都是一回事，加起来就是138万的数字。只不过，给您的补偿这么大，不方便直接写在一份协议上......我们可没压价，您也别为难我们......”

李女士仔细看了看三份协议，补助费分别是52.1万、40万和47万左右，加起来，数字的确没错。她虽然有点犹豫，但想到只要签了字，也不怕对方不认账，便爽快地提笔签了协议。

等三份协议全部签完，对方突然把脑子一拍：“哎呀，瞧我这记性，我今天从公司出来太着急，居然没带上合同章!”

李女士说：“不盖章，这合同还能生效吗？”

来人说：“当然能，那么这样吧，只要你相信我，我就把原件带回去盖章。然后留一份复印件给您”

李女士想了想，都签了字，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万一和对方闹僵，对方反悔怎么办？就这样，她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三天之后，李女士的房屋被公司拆除了。但李女士左等右等，却没等到银行账户里面多出来的那138万元。

无奈之下，李女士找到了拆迁方燕都特尔置业有限公司，请求对方按照协议支付款项。对方也一口答应，没几天后，李女士收到了银行短信，但数字却让她大吃一惊：您的银行卡已入账52万元......

为什么是52万元？协议上不是明明签了138万？

李女士隐约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她拿着协议复印件找到公司，质问为什么不按照协议来，没想到，对方换了一幅面孔，直接说根本不知道她拿着的是什么。为了维权，她又跑到旭日区房屋管理局，结果房管局从备案里抽出的只有一份协议------恰恰就是52万元的那份！

事情很清楚，另外两份协议，拆迁方根本就没有在房管局进行备案！

原本想为了自己的利益，退让一步，给对方方便，也给自己方便。没想到，自己却遭到了对方的欺骗。真相大白的这一刻，李女士才感到自己无知和软弱。如果当初坚持按照法定程序签约，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而愿意接受对方的随意操作，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地?

在签订拆迁协议的时候，拆迁户就应该注意搜集保留所有的第一手证据，防止出现拆迁方耍赖的局面。

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身和一般协议就不同。大都是由被拆迁人先签字，然后由拆迁人盖章，很多时候签的都不止是一份协议。这样，就需要拆迁户注意，保留那些能够证明签了几份协议、总金额是多少的证据，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对此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录音将

拆迁协议

但现在，阴暗的情绪笼罩了李女士。起初她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随后，她多次向旭日区政府、燕都市政府进行信访，而几次协调下来，政府有关部门也表示没有办法。毕竟，最终形成的合法协议“只有”一份，李女士既没有原件，也提交不出任何证据，她很难证明当初谈妥的价格是138万元。

看准了这一点，开发商和拆迁方负责人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口口声声说：“不是不给你钱，是给你钱，你不拿。我们企业按照协议办事，我只对签了字盖了章的协议负责！”

显然，由于李女士当初的软弱昏聩与授人以柄，现在开发商完全占据了主动权。他们摆出“我就是不认账”的姿态，一时间，让李女士毫无头绪。

在走投无路之下，李女士找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听闻事情进展之后，我们的律师忍不住批评她缺乏维权意识、缺乏法律知识，明知道对方的操作不合法，还是甘心“配合”。结果，最终让自己陷入难以进退的泥沼。

当然，教育归教育，作为律师，我们必须要为代理人负责、为法律负责。计划很快就形成了。第一步，我们向旭日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那份52万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但问题是，李女士之前的法律意识不强，以至于拆迁方根本就不拿现在的诉讼当回事。案件开庭的时候，公司负责人不到场，签字的拆迁工作人员也拒不出庭，他们的代理律师什么都不愿意交涉，更不愿意接受调解。对方提出的录音证据里面，只有当初政府主持调解的录音，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三份协议的存在......

形势严峻，由于证据明显不足，当事人正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果然，法院很快宣布，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

第一轮诉讼就此以失败告终。

事已至此，李女士终于体会到无底线妥协带来的悲哀。但作为律师，我们不能放弃努力。为了给拆迁方施加足够压力，我们就他们的拆迁许可证向燕都市住建委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

幸运的是，行政复议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发现，该拆迁项目甚至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样，他们显然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

围绕上述情况，我们立刻向旭日区建委提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要求对方拆迁公司进行依法查处。

李女士了解这些事实，感到又气又悔。她气的是，这家公司明明自己违法在先，居然还用这样的手段来欺骗自己，悔的是，自己简直太好说话，太软弱了，居然被一直蒙在鼓里。

我们很快打算对旭日区建委提出行政诉讼，以追究其作为建设主管部门的处罚责任。按照法律，只要行政诉讼一开始，该公司的工程就会停工，而巨大经济损失会随之到来。这样，在建委的出面调解下，李女士终于拿到了其应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款。

相比那些采取暴力应对暴力的拆迁户，李女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许多拆迁户在对方的许诺的利益面前，丢失了应有的警觉，失去了原本应该保持的维权意识，结果一旦被骗，就会陷入全面的被动。

除了李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之外，还有所谓“空白协议”的伎俩：拆迁户听从了拆迁方的“好心劝告”，签订了协议，但是协议中赔偿内容却是完全空白的，拆迁方拿过签订的协议，赔偿内容上却拥有了主动权，他既可以拿出协议，也可以不拿出协议，尤其是其中赔偿金额的一部分，拆迁方更是能随便填写，这就让拆迁户即使寻求法律保护也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对于这种善良而单纯的拆迁户，我想说，无论是怎样的利益诱惑，都一定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做好维权的准备，保护好自己应得的权益。这样，就算对方最终毁约，也将背上沉重的法律负担。

如果今天每个拆迁户都有着合适而理性的维权意识，那么，拆迁方违反法律的行为也将大为减少，这种情况，不论是对社会和谐、对经济发展还是对整个法制体系的建设，都将带来不同寻常的意义。

本文摘自

杨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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