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村委会就是全面掌握信息组织,但并不一定对等向村民分享,同时,在私利或其他因素的驱使下,可能危害村民的合法利益。特别是涉及土地利益,过去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很强,多是依靠土地求存,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村民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对于土地的依赖性有所降低,这时,土地并不是村民的唯一求存方式,在村委利用土地进行谋利时,只要村民有利可图,哪怕是蝇头小利,都会欣然接受。但此种欣然接受,会为村民利益受损埋下隐患。
第一种情况,只租不征,村委会以集体的名义,将村中的集体土地租给企业等对土地有需求的主体,其使用,并不一定符合规划要求,有可能会私占林地、耕地。这个过程中,租地款项,只要村民内部能够达成合意,分发给失地村民,一般也会相安无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农用地只要经过硬化,就很难恢复到硬化前的生产能力,还是断掉了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只能依靠自谋生路,或者以租养生。
第二种情况,明确肯定要征收土地,可能从第一种情况演变而来,也有可能直接以租代征。我们这里需要明确一点,每一次土地征收不管是依据片区综合价还是有一个较高的补偿,都是依据经批准的补偿方案。以租代征的方式,避免了将补偿款项一次性补偿给村民,这种大笔资金就会具有多种用途,第一种用途,挪用到其他项目,有倾向性利用。第二种用途,用于相应的投资,由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第三种用途,进行借贷,获取大量的利息。在这里,需要向村民解释的,款项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时间,款项减少的重要因素也是时间,在以租代征的过程中,大量资金长时间不掌握在村民手中,这些资金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支付给村民的租金。并且,在村民发现端倪后,向村委会主张分配征地款项时,依旧以征地时经批准的补偿方案作为标准,此种标准经过多年,就会显得极不公平,这也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和争议点。
律师办案过程中,发现村民能够觉醒想要进行维权,都需要一定的契机,这个契机可能是村委会以某位村民的名义起诉他人,由此导致的信息不胫而走;也有可能是在分配某些社会福利时,部分人员因为贪婪多吃多占,引起村民不满;之后,村民的团结,需要一定的目标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是村民的必经之路,征地批复、补偿方案、土地勘测定界图、补偿款项的去向,都能够明确村民们的利益多少,只有在明晰了利益之后,才能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让村民积极的投身于维权中,而不是单纯的进行观望。
土地始终都是村民一笔重要的财富,不能放弃更不能忽视,权利的争取不仅仅要着眼于现有的生活水平,也要着眼于长远生计,越征越穷,生活水平降低和长远生计丧失保障,都是不公平的,都是需要努力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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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强拆最麻烦的地方,不在认定难,在时间短。房子倒了以后,确认违法之诉只有六个月,赔偿请求的时效是两年,两条线各走各的,谁先谁后还得看证据。有人把力气全花在信访和吵架上,等想起来起诉,期限已经过了。这篇把该走的四步、每步的期限、赔偿能要哪几项,按顺序摆清楚。
房子倒下去只要十来分钟,把原来的样子说清楚,可能要花好几年。强拆现场最缺的是时间。实务里最后能拿到多少,常常取决于手里有没有几段没剪辑的视频、几张带门牌号的全景照、一份写着接警编号的回执。这七样东西,当天能拍就拍,拍不到第二天补。补不回来的那部分,往后每一步都会吃亏。
一次强拆合不合法,不用听谁嗓门大,看三件事就够:谁动的手、凭什么动手、程序走到哪一步。国有土地上合法的强拆只有司法强拆一条路,法院裁定之后由政府组织;违建走的是行政强制拆除那条线。两条都可能合法,也都可能违法,区别全在文书和步骤上。这个判断不是学术问题,它直接决定您后面走哪条路:拆得合法,争的是补偿数额;拆得违法,先确认违法,再谈赔偿。
房子的事走到强制这一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拦。拦得住一时,拦不住程序。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法律只留了一条强拆路径:先有补偿决定,您既不复议也不起诉、到期又不搬,政府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碰上政府上门,先别争嗓门,先要那两张纸。没有补偿决定就动手,或者有了决定却绕过法院,性质就变了。
官方电话只有一个,这件事得反复说。别人用别的号码找上门,多半不是所里的人。
北京在明律所介绍的核心是「专一」,2012 年创办,只做征地拆迁与行政争议。
一家所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设立与执业是否合规、只做哪一块、案例能不能对上,自己查一遍最稳。
被叫作知名律所,靠的通常三样:只做一个领域、有能核对的胜诉案例、长期保持曝光。
北京做拆迁的所不少,挑起来反倒难。广告说得都差不多,能拉开差距的是五件可核的事。
介绍文案写得再全,也很少讲流程。谁接电话、怎么分案、什么时候能见到人,才是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