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明主任在“中国土地法学科建设专题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行业同仁和朋友们：

感谢主办方给予我发言的机会。我结合实务谈一些想法，希望各位教授能给我一些指导。

土地法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之前甘部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甘藏春）已然高屋建瓴地对它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孙院长（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也作了高度精炼的概括，干货满满；我要特别提到管洪彦教授和李忠夏教授，形象、生动、完整地诠释了领域法学的精髓。例如对其性质的确立、一般定性和定量的问题，我特别感兴趣，也认为它的概括很准确，这就让我想到我平时热爱的中医事业。

中医很善于从系统的、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五脏六腑形成的一个完整有机的协调，才是其原本的面目和实质。我们如果以西方思维，人为地将其割裂成各个小块，这与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与中国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也不相符。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土地法学的属性不能确定，所谓纲举目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失去了发声的前提和基础。

而且在座的各位也从总论和分类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土地法学的根本性质，形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就是将土地法学作为领域法学当中的独立学科，它的确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各位专家教授抽象思维强大、逻辑周延没有任何问题，但我认为如何量化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们是做实务的，理论再好、再周延、再自洽，终究要运行到中国的实践土壤中。

那么，这些法律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到底是怎样的，这就不好说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吴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吴昭军）刚介绍说，一些土地经济法学的选修课，就是将土地法学作为主干，将它和经济法学、信息学等联合起来，打造内在的交融。由它形成的可量化的东西，能不能在实践当中落地，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对应甘部长所讲的，将一个定量的问题理解成模式、方法论和路径。

在定性的问题上，甘部长说中国的土地法学应该上溯到近40年的历史演变和法学演变，也必须看中国式的经验总结和教训总结，比如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在当时的体制和环境之下，各地其实并没有法律的概念，但已经有了土地法大纲，这就意味着，整个土地法学首先体现的是政治范畴。而我们做实务做征地拆迁，一直奔波在第一线，我个人认为在现在中国的形势下，土地法学所体现和折射的，首先是它的政治属性、社会与民生属性，其次是秩序的属性和发展的属性。确定性质后，与之相作的匹配的方法、路径、手段才能够应运而生，从而促成一个理论真正的落地。

不只是土地法学，其他的学科其实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按照部门法学的概念，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私权利，因为我们国家5000年的法制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整体化的思维；与之对应的是西方所形成的理性思维、个体思维，对比我国的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民法还是行政法，亦或是其他的法律，这些年来都深受西方理念和观念的影响，有些东西直接就拿来套用了，最终导致水土不服，无法让有用的、有价值的、有优势的内容实现本土化落地，这才是我关注的真正核心问题。否则所有土地法学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整个方向都会发生变化，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落地，这是我作为实务界从业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想到了民国时期的胡适和鲁迅。胡适喜欢提出问题，鲁迅选择主张主义，其实我更愿意将“主义”理解为成它的方向、精神、理念、观念、属性；而就这个方面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将其理解为它的量化、模式、途径、路径和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行不悖，我们不能完全把它冲突起来。

刚才教授也提到了关于土地的发展权的问题，在此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深圳大亚湾。它的高速铁路达280公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线贯通了。如果没有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的能力，没有国家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概念，想要这样的一条铁路贯通，并实现这样的高效，这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世界里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也是地方各级政府竞争的产物，所以这也导致了新的问题。例如深圳的土地是北京的八点五分之一，但是人口高达3000万，比北京还要多。各方面如技术、人力、智力等要素已经达到空前的聚集。在这个方面如果它还想再发展，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局限和制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土地。但土地要怎么发展，惠州也不想给它，东莞也不想给它，那只好和汕头联合，这样汕头就成为深圳的一块飞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涉及土地法和区域行政区域法的交流和融合，需要去考虑如何去调整、去规制的问题。

以这个例子为参考，那么我认为，在要求课程设置和中国现实情况相匹配、相对应的情况下，现在设定的选修课应该是必修课，而现在的必修课应该成为一个选修课。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认知，不一定准确。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土地法的学科设置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是一个民生问题，再次是一个发展问题，而它的法律属性有可能位居第三，有可能位居第四，这都是不置可否的。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立法、让我们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基于土地法独立学科的设置，来适应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摆在我们土地法学人眼前的一个共同的任务。

这个任务格外任重而道远。那么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我们在明律所自成立以来，12年只关注于征地拆迁，只关注土地法，我们200余名律师始终专注广大被征收人，积极搭建征收方与老百姓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来行使我们作为征拆律师的责任和担当。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能更敏锐地发现整个土地法学的发展和中国的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所以才有了我如上的发言。

敬请各位教授的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