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富不过三代”,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企业家在给自身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迎来选接班人的矛盾——未来5-10年,我国300万企业将进入接班换代。但“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上周六,由扬子晚报、南大商学院、省青联、省MBA联合会等联办的第三届江苏省MBA发展论坛上,“富二代”接班及“十二五规划”下民企如何创新成热点话题。撰稿 实习生 陈悠 记者 马燕 摄影 秦翼
富二代接班的“双九困境”
90%的爹想选儿接班,95%的儿不愿意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介绍,中国民企平均寿命非常短,只有3.5岁左右。而跨国公司平均寿命大概40-50岁。阻碍民企成为“百年老店”的难题之一是企业传承。而随着民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民企接班人”的问题,已不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远东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徐浩然的发言,则更显紧迫性:预计未来5-10年,将有300万民企迎来接班换代高峰,预计交接顺利的仅30%,其余70%中会有各种问题,严重者或面临生死存亡。
传统观点上,总认为家族企业未来最好的掌门人是儿子。但实际情况却是“两个9的矛盾”——“中国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原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说。
这一说法也得到民营企业、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的肯定。“我认识一些‘富二代’,非常热爱艺术,却被父亲逼着去接班。”他认为,这对父子两代和整个企业都不利。“最典型的就是江苏富二代不愿意接班自砍手指的案例。”
富二代接班的“三种方案”
“生育能力最重要,选婿接班最理想”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最大的竞争力是生育能力。”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茅宁此话一出,令在场嘉宾和听众大惊失色,继而,笑成一片。
“而且要同父同母的生育能力,最好2儿1女。”茅宁解释说,这其实是接班的“三种模式”。对西方家族企业“富一代”的研究显示,孩子一生下来,家长就已考虑这个问题。具体分配是:“一个儿子,从小在国内参加董事会,打小培养;二儿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发展;一个女儿,用开放式引进人才(女婿)。”亲子、女婿、职业经理人,三种类型利弊何在?论坛嘉宾提供的案例见仁见智。
A.亲子接班型
典型代表:香港李锦记
与会嘉宾介绍,尽管有“富不过三代”的老话,但在国外及我国香港,选择亲子接班并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并不鲜见。“最长的已传了1000年,都快成‘妖精’了。一开会家族成员会来2000多个。”王均豪介绍。这种传承之下,一个核心的“家族文化建设”非常关键。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系副主任彭纪生,则介绍了香港“李锦记”的家庭价值观念。“有一整套关于传承的‘家法’。”他介绍,李锦记目前已传到第4代,并对第五代接班做出硬性规定:第一,不准晚婚;第二,不准离婚;第三,不准有婚外情。同时,必须经过大学教育,并在其他企业干满3年。进入家族企业也要通过考核,从基层做起。
B.选婿接班型
典型代表:日本三井集团
赵曙明介绍,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可选择女婿。三井由此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
“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他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这种方式听起来很有牺牲爱情成就家族的意味。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三种模式中居然是最利于企业业绩的一种——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 Morck教授曾研究日本公司业绩发现:“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
C.职业经理人型
“引进职业经理人制,避免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能,这是大势所趋。”论坛上,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嘉宾的认可。五星控股集团董事长汪建国介绍,把企业传给下一代,主观上都是这个愿望,但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岂不更妙?王均豪也认为,对那些钟情于艺术的二代来说,引进职业经理人给企业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然后掌门人只负责最后决策“yes”或“no”,是最好方式。
但需要注意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观,必须与企业高度一致。不仅要“有能力管好比自己强的人”,更要高度忠诚。
(扬子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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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协议还没签,评估报告还没送达,搬迁通知先贴到了门上。对方说先搬进去再谈,过渡费照给。这话听着通情理,恰恰把顺序颠倒了。
材料往桌上一摊,事情就清楚了。有人的一叠纸里只有一张补偿方案,有人的文件袋里装着公告、评估报告、补偿决定和快递回执,后一种人往往二十分钟就能把情况说明白,前一种人打完电话还得回去翻。房子拆迁律师咨询的效率,不在口才,在手上有没有东西。下面这六样,能带几样带几样,带不齐的就说清楚缺在哪。
免费的东西,人容易不当回事,要么用完就忘,要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一句"我这能赔多少"。这两种都浪费。一次十几分钟的通话,能换来的是阶段判断、期限提醒、材料清单和几条可选的路;换不来的是具体金额和胜诉承诺,谁说能给,谁就是在敷衍。把能问的和问不出的分清楚,这通电话才值。
挑所这件事,看的是它把力气压在哪一块,招牌大小排在后头。征地拆迁的对手是行政机关,输赢常常藏在送达日期、评估方法、催告程序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做杂了手会生。北京在明律所从 2012 年设立起只做征地拆迁和行政争议,办过的案子超过两万件,覆盖三十个省级行政区。下面四条理由都能核,也顺手写清什么情况不必找在明。
第一次打这类电话,多数人抓不住重点。把自己这些年的委屈从头讲一遍,讲完对方还没弄清房子走到哪一步。北京律师拆迁咨询值不值,不看您讲得多细,看四件事有没有说清:公告哪天贴的、补偿方案见了没、评估做了没、有没有签过字。咨询也不是算命。律师能告诉您路怎么走、期限还剩多少、证据缺在哪,给不了的是"能多拿几十万"这类承诺。谁张口就承诺,谁就不必再谈。
违法强拆最麻烦的地方,不在认定难,在时间短。房子倒了以后,确认违法之诉只有六个月,赔偿请求的时效是两年,两条线各走各的,谁先谁后还得看证据。有人把力气全花在信访和吵架上,等想起来起诉,期限已经过了。这篇把该走的四步、每步的期限、赔偿能要哪几项,按顺序摆清楚。
房子倒下去只要十来分钟,把原来的样子说清楚,可能要花好几年。强拆现场最缺的是时间。实务里最后能拿到多少,常常取决于手里有没有几段没剪辑的视频、几张带门牌号的全景照、一份写着接警编号的回执。这七样东西,当天能拍就拍,拍不到第二天补。补不回来的那部分,往后每一步都会吃亏。
一次强拆合不合法,不用听谁嗓门大,看三件事就够:谁动的手、凭什么动手、程序走到哪一步。国有土地上合法的强拆只有司法强拆一条路,法院裁定之后由政府组织;违建走的是行政强制拆除那条线。两条都可能合法,也都可能违法,区别全在文书和步骤上。这个判断不是学术问题,它直接决定您后面走哪条路:拆得合法,争的是补偿数额;拆得违法,先确认违法,再谈赔偿。
房子的事走到强制这一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拦。拦得住一时,拦不住程序。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法律只留了一条强拆路径:先有补偿决定,您既不复议也不起诉、到期又不搬,政府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碰上政府上门,先别争嗓门,先要那两张纸。没有补偿决定就动手,或者有了决定却绕过法院,性质就变了。
官方电话只有一个,这件事得反复说。别人用别的号码找上门,多半不是所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