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一事二罚的典型案例】
委托人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拥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书记载的面积为116.4平方米。2006年两人对房屋进行翻建时加盖了第三层,扩大了81.35平方米面积。2015年,涉案房屋被列入当地征收范围。然而2016年6月,被告执法大队却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两人将上述加盖部分建筑限期拆除。
这一下,委托人不干了。原来,早在2014年7月,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天心分局即对两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加盖行为违法,并决定按加盖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八给予9480元的罚款。委托人收到这份决定书后很快就缴纳了罚款。令两位委托人没有想到的是,如今面临房屋征收的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竟卷土重来试图将房屋彻底推倒,使其丧失征收补偿权益,这无论如何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两人决定聘请专业征收维权律师代理案件,帮助自己阻击行政机关的第二波违建处罚攻势。在当地曾代理过大量案件并取得广泛好评的拆迁律师纪召兵律师承办了此案,指导委托人一纸诉状将执法大队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这份“一事二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胜诉:一事不再罚得以全新解读】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两原告对于涉案房屋的加盖行为,在2014年7月已由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天心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两原告已经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基于同一事实,被告区城管执法大队又对两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2017年5月8日,法院最终判决撤销长沙市天心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于2016年6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赢得胜诉。
对此,在明律师表示,《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了规定,但限于“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对这一规定,实践操作中争议很大。就本案的情况而言,涉案房屋的加盖部分并非《城乡规划法》意义上一定要拆除的建筑,而属于能够通过罚款加以改正的范畴。而对于此类非严重违反规划的情形,已经经过罚款处罚就不应再进行处罚,这是征收维权律师对此问题所持的重要立场和态度。本案中法院的判决也从实践领域映证了维权律师立场的合理性。“以拆违代拆迁”显然是本案中政府一方的真正用意,第二次处罚也是因征收而“招”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告所作的行政处罚从行为目的上就是欠缺合法性的。
办案律师简介

纪召兵律师,山东大学法学院学士。2003年正式执业,2008年7月至2012年7月执业于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现为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征地拆迁业务部主管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土地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执业以来,以其扎实的法学理论素养,精湛的律师实务技能,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承办了大量诉讼与非诉法律事务,深受客户的认可与好评。长期专注于征地拆迁、行政法律、土地法律、房地产等专业领域,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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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强拆最麻烦的地方,不在认定难,在时间短。房子倒了以后,确认违法之诉只有六个月,赔偿请求的时效是两年,两条线各走各的,谁先谁后还得看证据。有人把力气全花在信访和吵架上,等想起来起诉,期限已经过了。这篇把该走的四步、每步的期限、赔偿能要哪几项,按顺序摆清楚。
房子倒下去只要十来分钟,把原来的样子说清楚,可能要花好几年。强拆现场最缺的是时间。实务里最后能拿到多少,常常取决于手里有没有几段没剪辑的视频、几张带门牌号的全景照、一份写着接警编号的回执。这七样东西,当天能拍就拍,拍不到第二天补。补不回来的那部分,往后每一步都会吃亏。
一次强拆合不合法,不用听谁嗓门大,看三件事就够:谁动的手、凭什么动手、程序走到哪一步。国有土地上合法的强拆只有司法强拆一条路,法院裁定之后由政府组织;违建走的是行政强制拆除那条线。两条都可能合法,也都可能违法,区别全在文书和步骤上。这个判断不是学术问题,它直接决定您后面走哪条路:拆得合法,争的是补偿数额;拆得违法,先确认违法,再谈赔偿。
房子的事走到强制这一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拦。拦得住一时,拦不住程序。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法律只留了一条强拆路径:先有补偿决定,您既不复议也不起诉、到期又不搬,政府才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碰上政府上门,先别争嗓门,先要那两张纸。没有补偿决定就动手,或者有了决定却绕过法院,性质就变了。
官方电话只有一个,这件事得反复说。别人用别的号码找上门,多半不是所里的人。
北京在明律所介绍的核心是「专一」,2012 年创办,只做征地拆迁与行政争议。
一家所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设立与执业是否合规、只做哪一块、案例能不能对上,自己查一遍最稳。
被叫作知名律所,靠的通常三样:只做一个领域、有能核对的胜诉案例、长期保持曝光。
北京做拆迁的所不少,挑起来反倒难。广告说得都差不多,能拉开差距的是五件可核的事。
介绍文案写得再全,也很少讲流程。谁接电话、怎么分案、什么时候能见到人,才是真问题。